董明珠9年前埋下的“雷”，要爆了

近年来，美国打着减少贸易逆差(nìchà)、重振(zhòngzhèn)制造业的旗号，发起对华贸易战，然而事与愿违，逆差不降反升，制造业就业(jiùyè)不增反减，且导致国内通胀高企(gāoqǐ)，全球供应链紊乱。在中美博弈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，面对(miànduì)技术封锁和外需疲软等(děng)挑战，中国需完善创新体系，优化研发资源配置，同时改革收入分配、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，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，进而缓解通缩压力，推动经济向更(gèng)包容、均衡、可持续的方向转型。 本文(běnwén)为中国观察智库独家约稿(yuēgǎo)，转载请注明来源：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。 作者：万广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(jiǎngxí)教授，中国式现代化(xiàndàihuà)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2018年3月22日，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，当时特朗普政府的(de)官方理由是要减少贸易逆差(nìchà)。然而事与愿违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2017年特朗普上台前为3752亿美元(yìměiyuán)(yìměiyuán)，到2022年特朗普下台时不降反升，达到3829亿美元。更(gèng)尴尬的是，贸易战打了(le)6年多，把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从2017年的5660亿美元打到了2024年的9184亿美元。 美国(měiguó)政府还声称，加征关税是为了推动制造业回流和(hé)增加就业，但这些目标也未实现：2022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(jiùyèrénshù)为1298万人，目前降至(jiàngzhì)1280万人。不仅如此，关税还推高了美国的通胀水平，2025年4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同比增长2.3%，环比增长0.2%，对消费者和下游企业构成负担。同时，加征关税破坏了全球供应链，增加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(bùquèdìngxìng)。 加征关税和贸易战都是“逆全球化”浪潮的(de)一部分。特朗普借助(jièzhù)“逆全球化”等民粹议题赢得了2016年和2024年两届(liǎngjiè)总统选举，表明其政治基础(jīchǔ)并非短期现象。从结构性(jiégòuxìng)因素看，只要全球化红利无法在国内实现公平分配，类似贸易战的政治工具就将不断被使用，成为某些国家内部矛盾外溢的主要出口。 事实上，过去几十年(nián)(jǐshínián)来，美国的投资者、跨国公司和高收入群体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，但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获益甚微。比如，从1990年到2023年的长达30多(duō)年间，美国经济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%-2.5%，但美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仅为0.5%，几乎可以忽略。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(chéngwéi)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重要推动力，也为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提供了(le)土壤(tǔrǎng)。 尽管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具有个人决策的偶然性，但中美(zhōngměi)冲突则具有明显(míngxiǎn)的历史必然性。一方面，全球化发展(fāzhǎn)到一定阶段后，原有的分工格局和收益分配机制受到挑战，另一方面，新兴国家的崛起客观上对现有霸权国家构成挑战。特别(tèbié)是，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核心(héxīn)与技术竞争者之后，美国产生了系统性战略焦虑。 值得注意的(de)是，这种焦虑并非始于特朗普政府，奥巴马(àobāmǎ)时期的“亚太再平衡”政策即已初现端倪。拜登政府虽在多边主义话语上与前任有所区别，但对中国的遏制举措更为(gèngwéi)系统、协调(xiétiáo)。2022年5月，拜登在日本东京启动“印太经济繁荣框架” (IPEF)，旨在(zhǐzài)组建友岸集团(jítuán)，形成“去中国化”的供应链。同年8月，拜登签署关于对华投资限制的行政命令，禁止美资投向(xiàng)中国半导体、量子计算、人工智能三大领域，并强制要求其他科技领域投资向政府通报。2024年5月，拜登政府宣布对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新关税，其中(qízhōng)电动汽车的税率(shuìlǜ)从(cóng)25%提高(tígāo)到100%。太阳能电池的税率从25%提高到50%，部分钢铁和铝的税率从7.5%提高到25%。 所以说，美国对中国(zhōngguó)的战略(zhànlüè)竞争定位与政党更替没有本质关系，延缓阻止中国技术赶超的步伐，是美国两党的共同目标。这种结构性博弈(bóyì)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存在。 目前中美贸易战处于(chǔyú)僵持(jiāngchí)阶段。一方面，中美之间的高层接触和经济对(duì)话仍在(zài)进行；另一方面，美国政府不断释放强硬信号。不久前美国财长宣称，如果中国在关税上不作让步，美国将对中国实施禁运。最近，美国政府更是收紧出口管制措施，包括暂停供应C919的关键零部件、限制芯片设计软件(ruǎnjiàn)销售，还威胁吊销相当一部分在美中国学生的签证。“脱钩”与“断链(duànliàn)”成为笼罩在全球经济上空的阴影。 对中国而言(éryán)，贸易战与“脱钩断链”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高技术设备与资本品进口受阻，对产业升级(shēngjí)构成(gòuchéng)挑战，即所谓的“卡脖子”；二是消费品出口承压，外需疲软。 作为应对之策，中国(zhōngguó)(zhōngguó)的首要任务是加快自主创新(chuàngxīn)体系建设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机制，提高研发投入效率，并以制度改革打通“从(cóng)投入到(dào)产出”的路径。2022年中国研发经费突破3万亿元，2023年达3.4万亿元，2024年进一步上升至3.61万亿元。事实证明，技术上“卡脖子”挡不住中国发展(fāzhǎn)的脚步，反倒激发了中国的创新意识和活力，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创新成果。 与此同时，必须着力扩大内需，以弥补外部市场的不足。近年(nián)来(jìnniánlái)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(PPI) 连续(liánxù)为(wèi)负，2023年比上年下降3.0%，2024年再次(zàicì)下降2.2%，消费者价格指数 (CPI) 也从2019年的2.9%降至2024年的0.2%，已呈现出通缩风险迹象。 中国具备(jùbèi)较强的(de)供给侧优势，拥有充足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、丰富的企业家精神(jīngshén)以及高储蓄率。但长期以来，国内消费疲软，内需不足成为持续增长的短板(duǎnbǎn)。为解决供求失衡的挑战，中国首先应逐步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，从当前超过40%的水平降至25%左右，以实现“从投资向消费”的结构性转型。这一转型可通过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(hángyè)的支持、压缩政府无效投资等方式推动。投资需求的下降将(jiāng)有助于降低利率水平，进而(jìnér)引导储蓄率下行。 第二(dìèr)，必须千方百计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份额。引进(yǐnjìn)更加公平的消费税(xiāofèishuì)、提高个税起征点、降低个税税率等税收制度改革，是提升居民收入份额的途径之一(zhīyī)。此外，政府转移(zhuǎnyí)支付的力度需要大幅度提高，将更多政府收入（包括国有企业的盈利）向低收入群体转移，具体方式包括定向(dìngxiàng)消费补贴、直接现金转移和为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老人提供社会保障等。 第三，要分步骤、分项目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接轨，减少居民(jūmín)对未来支出(zhīchū)风险的担忧，这有助于提振消费意愿和能力，是扩大消费的关键(guānjiàn)。目前中国的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显著低于OECD国家，建议增加3-5个百分点，重点用于弥补农民工和农村居民与城镇(chéngzhèn)户籍居民之间在医疗、教育、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差异(chāyì)。 最后，缩小贫富差距对扩大消费也至关重要。通过收入再分配，使低收入(dīshōurù)群体的收入增长快于富裕(fùyù)群体，可(kě)有效提高整体边际消费倾向，进而推动消费结构升级。 需要强调的(de)是(shì)，中美贸易战既是全球化重构的缩影，也是中国经济(jīngjì)结构转型的外部倒逼机制。应对挑战的关键，不在于短期应激反应，而在于构建一个更加包容、均衡、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。 本文(běnwén)英文版发表在中国日报(zhōngguórìbào)国际版，英文版标题为 "Catalyst for restructuring"